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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德国科学家有哪些科普路

发达国家的启示:他们怎么做科普

袁志彬: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不善科普?

记者观察:德国科学家有哪些科普路

发达国家在激励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方面有一些典型经验和做法,对我国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由于在科普和科学传播方面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前段时间获得了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颁发的卡尔:萨根奖(Carl Sagan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Planetary Science),令人高兴。但面对这一新闻,不少科学界朋友都谈到:中国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做得究竟如何?观察和思考告诉我们,中国科普工作其实不是多,而是太少;不是做得好,而是很不够;不是强于,而是输于世界同行,至少比发达国家差很多。

长期从事医药科学报道的德国记者辛纳克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

发达国家在激励科学家积极从事科普工作上有许多有效的方法,比如他们的科技社团十分热衷于帮助科学家树立对纳税人负责的意识。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经费来自纳税人,科学家需要通过科普等方式对纳税人加以回报,否则很难持续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这迫使科学家组织、科学基金会、科研机构、大学及其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

从理论上讲,科普决定着国民科学素养水平,就某种程度而言,决定着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着中国未来;从科学发展规律而言,科普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内生需求,只有公众理解科学,才能更加支持科技发展。据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介绍,我国的科普力度远远不够。据统计,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到总节目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而我国电视台只有6%左右。他说,我国科普活动不仅经费严重缺乏,活动内容不多,科普读物也是少之又少,很多读物都是粗制滥造。

“过去,科学家不喜欢跟公众对话,他们甚至不喜欢看到别的科学家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但现在不同了。”辛纳克说。

英、美等国家的科技社团通过发布报告等形式,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确立科普社会责任意识。如英国皇家学会1985年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要求“全体科学家都必须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向外行公众传播科学的严肃责任”。因为“纳税人通过公共财政对科学训练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科学家要对纳税人负责,要接受纳税人的问效”。并发出提醒“如果科学家不向纳税人解说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那么纳税人对科学的支持水平势必会下降”。所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一位科学家职业责任的一部分”。

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科普力度远远不够,另一方面科学家普遍不乐意开展科普。中国科学院大学李大光教授认为,作为内行的科学家往往不愿意站出来讲真的科学,结果老是外行人写,一传二传之后,就越来越不靠谱,最后变成假科学,反过来阻碍科学发展。

当下,迫于经费申请和成果转化等压力,德国科学家开始注重与公众交流。这样的变化为科普提供了机会。

再比如,他们在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设立科普资助机制。

从制度设计来看,科学家的核心任务是科学研究,申请科研项目资助、野外科考、实验室研究和数据分析、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等,从事科普本不在科学家的职责范围之内。本来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就很忙,一般很难再主动抽出时间进行科普了。

与之配套,德国出现了不少机构,为有意愿做科普的科学家提供了“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各类科普平台。

英国科研理事会及其8个学科理事会对其资助的项目提出了从事“公众理解科学”的要求,1999年“公众理解科学”的资金占英国5个学科理事会总资金的比例约为0.2%。

从激励机制看,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机制来说,很多人认为科普没有创新性,“科研做不下去了才去做科普”。即使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创始人兼所长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在这种学术共同体氛围和评价机制下,做科普不但不会给科学家在学术圈内的形象加分,反而会被认为是“好出风头”,“想出名”,在学术共同体里得不到肯定和认同,对个人形象塑造甚至是负面的。

平台一:科学家培训科学家

英国粒子物理和天文研究理事会鼓励课题负责人拿出1%的经费从事科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有“非正规科学教育项目”。该项目资助的范围包括:开发和实施旨在提升全体公众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兴趣、参与和理解的非正规学习经验;促进非正规科学教育的知识和实践。项目经费约占NSF总经费的1.1%,并且NSF会对课题申请提出“价值评估”,涉及项目对正规科学教育和非正规科学教育的价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所有获得资助的项目,提取0.5%~1%从事面向公众科普的“社会服务和教育”活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下设有“促进公众理解科学”部,“公众理解科学”经费占JST总支出的比例为6.7%。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中专门设有“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旨在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交流,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往往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绩。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学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评价,这就很难调动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以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院士为例,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科普教育,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有意进行科普工作,但为了职称评定,他也只能到1993年评上院士之后,才能做这份自己喜欢的科普工作。

“没有人愿意在吃早餐的时候读一份科学论文,但是他们可能会愿意看电视或读报纸。”莱布尼茨联合会的研究人员荣格·埃尔贝克(Jörg Ehlbeck)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此外,他们的科技社团、科研机构等建立了许多提升科学家科普技能的培训机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科学家组织、科研机构、大学等建立了帮助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常设项目和长效机制。英国皇家学会要求所有科学家都必须学会如何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要求所有的科学家通过培训,学会如何把专业术语和知识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语言,如何应用类比和比喻解释复杂的科学概念。英国科学促进会设有培训科学家如何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视点”项目。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科学家,对选中的科学家进行科普方式方法、交流沟通技巧方法的培训,之后会将他们的科普作品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举办的科学节上展出,让科学家在现场与观众进行解说和交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普研究和培训机构十几年坚持不懈地举办科学家科普培训班,通过演讲和问答、小组讨论、写作练习、模拟实践等方式,进行科技传播策略方面的培训,并帮助其总结交流经验。欧盟国家相关组织编写了科学家科普实用手册,免费发放,供科学家通过自学在实践中提升科普能力。

西方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科技人员亲自上阵从事科普工作?李大光教授认为,这与他们的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他们很多项目要想拿到经费,必须走出去吆喝。吆喝的一种方式是写报告,往往得按科普的路数写,因为管发钱的人不懂你的专业术语。在美国,科研经费主要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该机构类似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拨款,他们会考虑你的研究结果是否得到公众的支持,那么你的报告就要让公众听得懂。这些报告本身就是很好的科普。再比如,英国有些基金会甚至要求,拨款项目结束后,你必须进行与该项目有关的科普活动,写科普书,或者进行科普演讲。这些都是从硬环境上推动科学家做科普。

这是不少德国科学家最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的知名度高了,我们寻找合作的成功率也就高了。政府在分配经费时,或多或少会受科研领域和科研机构的社会知名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创新科普形式,建立科学家与公众对话互动的机制。除了传统的科普方式,发达国家开发出了一些新型的科普形式,如科学商店、共识会议等,来进行科普活动。

因此,在国外,科学家花纳税人的钱,就必须对公众负责。每一个科学项目,每一个研究领域,科学家都必须争取公众支持,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用通俗的科普语言,告诉公众自己在干什么。这样一来,良好的科学氛围慢慢形成,公众也能够了解到科学家从事的工作,了解科学家。

相较于已有稳定经费支持的年长科学家,“年轻科学家们会更注重公众参与度,或许他们知道,出去接触公众是自我市场化和提升知名度的一种方法,而这有助于获得基金。”一位长期与科学家打交道的德国记者说。

科学商店是一种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的、沟通科学家与公众双向交流互动的机制,具体方式为:科学商店号召公众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商店将这些问题转化为课题,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寻找合适的大学生或科技人员完成这些课题;科学商店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公众。

如何改善我国科学家不热衷科普的局面呢?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托比亚斯·迈尔(Tobias Maier)就是这样的年轻科学家之一。迈尔是位生物化学家,有着10多年科研生涯。在从事科研工作期间,他十分热衷于写科普博客。

科普商店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荷兰,之后向很多国家扩散。2001年,欧盟将支持发展科学商店纳入欧盟框架计划;2003 年欧盟拨款40万欧元,资助建立科学商店网站;2005年资助科学商店培训和指导项目。

一是采取硬约束手段,激励科学家从事科普。要把科普成绩纳入其考评体系,并在项目申请和完成环节,增加对科普的要求,如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益类科研项目应明确要求开展适度的科普,并列入考核目标。

正因如此,如今,迈尔成为了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的一名兼职“教练”。他的学生,正是那些年轻的科学家们。

“共识会议”是一种公众与科学家就某些有争议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对话交流而形成共识的新型科普形式。20世纪80年代丹麦首次举办了以转基因技术为主题的共识会议。共识会议后来扩展到欧洲各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国际上围绕着转基因、纳米技术等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新兴科学技术,举行了大量的共识会议,成为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的一种新模式。

二是建议在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设立国家科学普及奖。目前,我国设立了五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没有科普相关的国家级奖励。对国家长远发展而言,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是科技发展的两翼,不可偏废。科学普及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要从国家层面肯定科普工作的重要价值。

“我们希望让更多科学家学会更好地与公众或媒体对话。我们相信科学家可以用更加易于被理解的方式传播他们的科学目标、方法、问题和成果。”迈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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